1. 引言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共同发布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显示，在我国17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当中，约有3000万人受到各种问题行为的困扰，且该数据仍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迟新丽等，2021)。徐静等人(2018)的研究发现，儿童行为问题总体阳性检出率为17.6%，其中男生为18.5%，女生为16.8%。问题行为的存在不仅会干扰儿童适应技能的习得，更有可能使儿童、儿童同伴及其照顾者面临身心危险(Fahmie et al., 2018)。而亲社会行为不仅能使行为接受者获益，更能提高行为个体的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促进助人者与接受者或社会之间的关系，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夏晓彤等，2021)。综上，问题行为和亲社会行为对儿童身心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探索儿童社会行为的影响因素并理解其背后的影响机制有利于预防和干预儿童问题行为，培养其亲社会行为，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发展。

由于儿童在成长期间会变得更加独立于父母，并向同龄人寻求社会支持(Schoeps et al., 2020)，特别是在青少年时期，亲密的同伴关系对他们来说尤其重要。这可能是因为相比于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在给予和接受方面倾向于提供更多的互惠；此外，由于一些话题更容易在同龄人中讨论，良好的同伴关系能为青少年提供确认个人观点和自我价值的机会。有证据表明，亲密友谊中明显存在一些依恋成分(Hazan & Zeifman, 1994)。依恋(attachment)一词最早由英国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Bowlby提出，Bowlby认为依恋是个体发展过程中与其他人建立的一种深层的、坚固的、持续的情感联结，儿童接近依恋人物来保护自己免受身体、心理上的威胁和危险，依恋有助于儿童发展情感调节策略，促进儿童未来的探索、学习和参与社会关系的能力。早期的依恋研究关注点大部分为亲子依恋，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生命全程依恋观和多重依恋说的兴起，学者们日益关注个体与其他重要他人的依恋关系，同伴依恋(Peer attachment)作为个体和朋友间的情感联结，强调互惠、平等，注重同伴之间相互提供安全基地功能，以满足亲密感需要(李小青等，2009)。在本文中，我们将同伴依恋定义为个体在与同伴的长期交往中形成的情感联结，可以分为安全型同伴依恋和不安全型同伴依恋。其中，安全型同伴依恋个体相信同伴会尊重自己的需求和欲望、相信同伴在交流感受时会理解并作出回应，而不安全型同伴依恋个体会对同伴产生一种疏远、隔离的感觉(Schoeps et al., 2020)。

大量研究结果显示，同伴依恋会对儿童的社会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彭小燕等，2021；Vagos & Carvalhais, 2020; Gorrese, 2015)。安全的同伴依恋能为儿童提供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和一种亲近感，特别是在青少年时期，个体逐渐独立于家庭，依恋对象逐渐从家庭转移到同伴，儿童对同伴形成的安全依恋有利于培养他们的亲社会行为，减小内外化问题形成的可能性，促进儿童的社会行为发展(Vagos & Carvalhais, 2020; Gorrese, 2015)。虽然目前针对儿童同伴依恋与社会行为的关系所进行的研究数量较多，但与父母依恋研究相比，当前的研究方向比较零散，研究结果也缺乏系统性的梳理。因此，本文基于依恋理论，通过大量查阅相关文献，分别从依恋与同伴依恋的概念界定及分类、不安全型同伴依恋与问题行为、安全型同伴依恋与亲社会行为等几方面内容着手，对近年来有关儿童同伴依恋与社会行为的研究结果进行梳理和概括，并探讨其内部影响机制，并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以期为相关干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2. 儿童不安全型同伴依恋与问题行为

问题行为通常可分为内化问题(Internalizing Problems)和外化问题(Externalizing Problems)两大类，内化问题包括各种指向内部的消极行为，如焦虑、抑郁，而外化问题包括各种指向外部的消极行为，如多动、攻击、破坏性行为和成瘾行为(Tien et al., 2019)。通过查阅以往文献可以发现，目前在同伴依恋领域研究最多的是儿童的欺凌、成瘾等外化问题行为，以及焦虑、抑郁等内化问题行为。因此，本文分别梳理了儿童同伴依恋与这些问题行为的关系，并探究了其内部原因。

2.1. 不安全型同伴依恋与外化问题行为

2.1.1. 不安全型同伴依恋与欺凌行为

欺凌(bullying)被认为是指有意伤害的攻击性行为，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重复，欺凌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包括身体攻击、言语攻击和关系攻击(physical, verbal, and relational)，欺凌可以是直接的(公开的)，如身体攻击，也可以是间接的(隐蔽的)，如传播谣言。对于欺凌者和受害者，参与欺凌行为会给欺凌者和受害者造成各种各样的情绪和行为困难(Balan et al., 2018)。

大量研究发现，同伴依恋在预防和减少儿童欺凌行为中起着重要作用，同伴依恋可以预测更少的欺凌行为(Burton et al., 2013; D’Urso & Pace, 2019; Schoeps et al., 2020)，对父母和同龄人有更强的依恋安全感与儿童较少的欺凌参与和更多的保护受害者行为有关(Murphy et al., 2017)。例如，Malonda等人(2019)发现，对缺乏安全亲子依恋的男性青少年来说，安全的同伴依恋能产生缓冲作用，减少他们欺凌行为的发生。另外，Charalampous等人(2018)发现，父母的养育方式可以预测青少年早期各种形式的欺凌受害，而同伴依恋可以调节这种影响。由此可见，同伴依恋在预防儿童欺凌行为中起着重要作用，且良好的同伴依恋质量能一定程度的缓冲儿童成长过程中不良亲子依恋带来的不良影响，从而减少欺凌行为的发生。

同伴依恋可以通过儿童的消极自动思维间接影响欺凌行为。例如，经历过被依恋对象疏远的儿童可能会形成他人具有威胁性和不值得信任的认知，这可能使他更容易成为同伴欺凌的对象(Balan et al., 2018)。有研究表明，同胞欺凌受害者成为同伴欺凌受害者的风险更大，即早期被兄弟姐妹攻击和欺凌的儿童，后期在学校遭受同伴的欺凌的可能性更大(Foody et al., 2019; Wolke et al., 2015)。这可能是因为遭受到欺凌的儿童会形成不安全型同伴依恋，从而对同伴产生一种疏远、隔离、不信任的内在认知图式，而这种图示可能会导致儿童在后期生活中遭遇更高的欺凌受害风险。

网络欺凌(Cyberbullying)可以看作是传统欺凌的延伸，包括使用电脑、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欺凌(Smith et al., 2008)，网络欺凌表现为个体或群体以伤害他人为目的的一系列重复的敌对行为，如骚扰、诋毁、排挤、排斥等，在某些情况下，网络欺凌具有更多的公众曝光，可能比传统欺凌更具伤害性(Charalampous et al., 2018)。尽管传统欺凌和网络欺凌有相当大的重叠，未来的研究可以考察同伴依恋与传统欺凌之间的关系和机制是否能解释同伴依恋与网络欺凌的关联。

2.1.2. 不安全型同伴依恋与成瘾行为

成瘾行为(addictive behavior)可以分为物质成瘾(substance addiction)和非物质相关成瘾(non-substance related addiction)。其中，物质成瘾包括酒精滥用和药物滥用等，非物质相关成瘾包括问题性网络使用和赌博成瘾等。

研究发现，依恋可预测儿童的非物质相关成瘾(Estévez et al., 2017; Demircioğlu & Göncü Köse, 2021; Monacis et al., 2017a, 2017b)，且依恋和非物质成瘾行为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Estevez et al., 2019)。可能的解释是安全依恋儿童的特点是高度自尊，享受亲密关系，并与他人分享感受，所以他们具有网络游戏成瘾、赌博成瘾等行为的风险较低。目前的研究没有发现依恋与物质相关成瘾行为之间的关系，仅有文献证明情绪调节可以成为物质成瘾和非物质成瘾行为的共同预测因素(Estévez et al., 2017)。

问题性网络使用(Problematic internet use)可能会导致儿童产生严重的心理障碍，例如，回避社交、抑郁、焦虑等。研究发现，同伴依恋对青少年的社交网络成瘾(Badenes-Ribera et al., 2019)、赌博成瘾(Savolainen et al., 2019; Situ & Mo, 2016)、智能手机成瘾(Wang et al., 2017)、游戏成瘾(Badenes-Ribera et al., 2019)等问题性网络使用都有显著的影响。Badenes-Ribera等人(2019)认为，儿童的不安全型同伴依恋与其网络游戏成瘾行为具有双向关联，即随着时间的推移，网络游戏成瘾的儿童总是专注于游戏活动，且对自己的人际关系有不切实际的看法，他们往往会减少与朋友的人际互动，这又反过来加重他们的网络成瘾行为。由于冲动和消极情绪是影响问题性网络使用的主要因素(Shin et al., 2020; Reiner et al., 2017)，而稳定的同伴环境和安全的同伴依恋有助于培养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促进儿童更好的适应现实生活，从而减少问题性网络使用。这表明除了利用父母教育课程或使用电脑程序来限制上网时间等方式，现实生活中同伴依恋对于预防和干预问题性网络使用也是至关重要的。

Estevez等人(2019)研究发现应对策略可以调节同伴依恋与成瘾行为之间的关系，不安全型同伴依恋儿童在面对问题时更有可能使用逃避型应对策略(如逃避问题和社会退缩等)，缺乏建立社会联系的技巧以及人际支持网络可能导致他们的成瘾行为。Wang等人(2017)认为自尊在学生关系与成瘾行为之间的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对于有强烈群体归属感的青少年来说，高自尊可能是防止成瘾行为的一个保护性因素。Reiner等人(2017)认为网络使用类型在安全型同伴依恋与成瘾行为之间存在中介作用，即女性和男性在互联网使用模式上存在差异，沉溺于网络性爱、游戏、社交等问题性网络使用在男孩中更为普遍。同伴依恋与成瘾行为之间的关系可能被更多因素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对此进一步研究，为成瘾行为干预提供科学的依据。

2.2. 不安全型同伴依恋与内化问题

2.2.1. 不安全型同伴依恋与抑郁

同伴关系对青少年的健康越来越重要，亲密友谊可以为青少年提供安全感、援助感和亲密感，构成社会支持的重要资源，然而，同伴关系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也会让青少年更加脆弱，导致内化问题的出现。内化问题会影响儿童自我同一性的发展，在青少年社交和情感发展方面也有相当大的作用，青春期的内化问题会增加成年期出现严重抑郁和其他精神疾病的可能性(Gorrese, 2015)。抑郁是儿童和青少年时期最常见的内化问题之一，它会破坏青少年的社会和心理功能，增加患心血管疾病和自杀的风险，增加死亡率，降低生产力，并导致更多的家庭和社会负担(Jiang & Wang, 2020)。

研究发现，同伴依恋和儿童抑郁症状存在显著相关性，安全型同伴依恋的儿童有更少的抑郁症状，不安全同伴依恋的儿童更有可能会经历抑郁问题。在依恋的特定维度上(信任、沟通和疏离)，信任和疏离与抑郁的关系更为密切(分别为负向和正向)，相反，同伴沟通得分与抑郁之间的联系虽然显著，但却非常微弱。同伴信任与抑郁之间的联系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弱，而同伴沟通质量与抑郁之间的联系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强。此外，女孩的抑郁症状与同伴依恋的联系更紧密(Gorrese, 2015)，那些感到抑郁的青少年在亲密的友谊中存在人际困难，有抑郁症状的青少年倾向于消极地看待自己和他人，这使得他们不太可能认识、利用和受益于他人支持，更有可能感知到同伴的排斥。

同伴依恋究竟如何影响儿童的抑郁症状？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同伴依恋质量和抑郁症状之间的联系可能是由以下几个因素中介的。首先，同伴依恋会通过社会支持间接对抑郁产生影响，社会支持是指为了帮助受助人应对压力而提供的心理和物质资源，儿童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包括家庭、同伴和学校老师(Chang et al., 2018)。其次，同伴依恋会通过影响儿童的自我评价如自尊、情绪调节效能感间接影响抑郁。研究表明，儿童同伴依恋不仅能直接负向预测抑郁，而且还能通过自尊的中介作用对抑郁产生影响(Ju & Lee, 2017; Chang et al., 2018)。儿童期是个体自我概念发展的关键时期，同伴能为儿童自我评价提供标准，良好的同伴依恋有利于其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儿童抑郁情绪的发生率；另外，自尊在青少年早期是一个重要的保护性因素，通过传达被关心、被爱、被重视的信息和培养归属感，儿童的自尊得到提升，这种增强的自尊可以减少患抑郁症的可能性。这些研究结果提示我们，在儿童抑郁的预防和干预中应该注重自尊的作用。第三，不安全依恋通常与情绪失调、焦虑和抑郁症状呈正相关。这表明依恋不安全感可能会促进不适应的情绪调节策略，从而增加青春期内在症状的风险。有研究发现儿童管理负面情绪的能力、情绪调节效能感可以中介同伴依恋与内在问题之间的关系。例如，Schoeps等人(2020)研究发现同伴依恋与负面情绪呈负相关，即与同龄人疏远或有冲突的儿童更有可能表现出焦虑、悲伤、担心、攻击和/或冷漠等情绪，而这些情绪反过来又与行为问题的发展有关。青少年多接触到同龄人，可以促进对情绪的公开讨论和分享，为青少年提供了丰富的机会来学习情绪知识(包括情绪表达和情绪意识)。安全依恋的个体有更灵活的情绪表达和冲动表达，以响应情景的需求，并且会通过社会网络更积极地处理问题，他们有效管理负面情绪的能力对人际交往和社会适应都有促进作用；相反，不安全依恋个体在向成年期过渡时有退缩、不信任他人、社交能力下降的表现，难以从同伴那里寻求支持，这可能导致他们产生更多的内在问题。

2.2.2. 不安全型同伴依恋与焦虑

焦虑(Anxiety)是由于对未来威胁的预期所产生的一种担心或恐惧的感觉(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是儿童和青少年时期另一常见的内化问题之一。焦虑症在儿童和青少年中的全球患病率估计约为6.5% (Polanczyk et al. 2015)。虽然很多人都经历过社交焦虑，尤其是那些性格害羞或压抑的人，但这些感觉通常是暂时的，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很小，当症状持续一段时间，损害日常功能时，可诊断为社交焦虑障碍(Social Anxiety Disorder, SAD)。SAD的症状包括与社交场合相关的担忧或恐惧，这些场合有可能被他人审视或负面评价，使个体想要逃避或在强烈的恐惧或焦虑中忍受(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研究表明，同伴欺凌、对学校同伴的看法及负面的自我评价(如社交自我效能感)都是导致青少年焦虑的危险因素(Purcell et al., 2021)。

同伴依恋是青少年社交焦虑的一个非常有力的预测因素。Gorrese (2015)研究发现，对同伴的安全依恋可以缓冲青少年的焦虑情绪，促进儿童调节消极情绪的能力；Lu等人(2015)研究发现听力正常儿童的同伴依恋与社交焦虑呈显著负相关，且女孩的这种联系比男孩更强；Cavanaugh和Buehler (2016)发现来自同龄人的不断支持与青少年早期焦虑症状的减少有关。根据依恋理论，安全型依恋能够为发展中的个体提供诸如“安全基地”、“避风港”以及“寻求亲近”的功能，从而有效地调适个体的情绪，同伴依恋能够为儿童心理发展提供有效的情感支持，从而降低其焦虑水平。另外，Asik-Ozturk等人的研究表明，儿童的焦虑水平对其在游戏中与同伴的互动水平有影响，儿童的焦虑水平越高，在游戏中与同伴的互动水平就越低(Asik-Ozturk et al., 2019)。Gorrese (2015)认为，同伴依恋质量与焦虑之间可以相互影响。一方面，不安全的同伴依恋认知会扭曲儿童对社会关系的理解和评价；另一方面，有社交焦虑症状的儿童可能对他人的反应缺乏洞察力，对自己的看法比他们的朋友更不切实际，他们可能认为自己没有价值，认为自己的期望会被拒绝，并担心他们的问题行为可能会对同伴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目前关于依恋与焦虑之间关系的研究关注点大多在亲子依恋上，未来需要更多研究对同伴依恋与焦虑的关系及其内部机制进行探索。

3. 安全型同伴依恋与亲社会行为

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是指自愿和有意的有利于他人的行为，如帮助、分享、合作、安慰他人等(Zhang et al., 2020)。亲社会行为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Carlo和Randall提出了在青少年和年轻人中常见的六种亲社会行为形式：情感型、可怕型、顺从型、匿名型、公开型和利他型(Carlo & Randall, 2002)；而Dunfield (2014)把亲社会行为分为帮助(helping)、分享(sharing)和安慰(comforting)。这些不同类型的亲社会行为是建立在不同的社会认知能力和不同类型的动机上的(Paulus, 2018)，越来越多的证据都支持后者的分类法(Gross et al., 2017)。综上，我们把亲社会行为定义为一种自愿的和有意的利他行为，具体包括帮助、分享和安慰行为。

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里，关于早期亲社会行为发展的研究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包括对早期亲社会行为类型的研究(Dunfield, 2014)，早期亲社会行为动机的研究(Carpendale et al., 2015; Hepach, 2017)，以及对早期亲社会行为出现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Schuhmacher et al., 2017; Newton et al., 2016)。研究表明，有高质量同伴依恋的儿童有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反之，同伴依恋质量低的儿童对他人的期望和解释往往是消极的，这可能会阻碍他们的亲社会态度和行为(Oldfield et al., 2016; Vagos & Carvalhais, 2020; Malonda et al., 2019; McGinley & Evans, 2020; Shi et al., 2020; Zhang et al., 2020; Schoeps et al., 2020)。高质量的同伴依恋有助于儿童在社会关系中发展社会情感能力，构建积极的自我形象，通过社会比较、直接反馈(如奖励)及观察学习来增加亲社会行为。

根据以往的研究，依恋可以通过内部工作模式、情绪调节和自我控制三个关键机制来影响儿童的亲社会行为(Gross et al., 2017)。首先，依恋可以通过儿童的内部工作模式来影响亲社会行为。例如，不安全型依恋儿童更有可能对同伴的行为做出敌对的归因，更可能产生同伴不喜欢或拒绝自己的期望，从而影响他们对同伴的安慰、分享和帮助行为。其次，安全依恋的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更强，这为他们的亲社会行为提供了支持，因为儿童必须具备一定的情绪调节能力才能关注到他人的需要。最后，安全依恋儿童也更有可能表现出自我控制，自我控制是自我调节的一个组成部分，包括对情绪、注意力和行为的自觉控制，与情绪调节一样，自我控制也被证明可以预测儿童和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倾向(Nie et al., 2016)。综合过去的文献来看，研究的大部分是亲子依恋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以上中介因素在同伴依恋与亲社会行为关系中的作用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进行检验。

目前已经有一小部分研究探索了同伴依恋与儿童亲社会行为关系的内部机制。例如，Shi等人(2020)发现，道德脱离在安全同伴依恋与亲社会行为之间起到调节作用，即对同伴的安全依恋会减弱个体脱离自我道德约束的倾向，从而促进个体的亲社会行为；Schoeps等人(2020)认为，共情能在同伴依恋与亲社会行为中起到调节作用，即安全型同伴依恋的儿童可能具有更强的共情能力，这种能力使他们更容易表现出安慰、分享和帮助行为。在生理机制方面，Zhang等人(2020)研究发现同伴依恋对大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受到呼吸窦性心律失常(RSA)的调节。其中，RSA是副交感神经的一个重要指标，反应了个体自我调节的潜能。虽然目前关于同伴依恋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内部机制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但研究结果仍然较少，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究同伴依恋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中介关系，以更好地解释同伴依恋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

帮助行为是亲社会行为的一个领域，是指个体有意地满足他人工具性需要的行为(Köster & Kärtner, 2019)。Köster等人(2016a, 2016b)研究发现，帮助行为从一岁左右开始逐渐显现，在出生后的第二年帮助行为会增加。研究发现，依恋类型也会影响帮助行为，如Li等人(2021)发现，在高危情境下，安全依恋个体的帮助行为倾向显著高于焦虑依恋和逃避依恋个体，而在低风险情况下，个体的帮助行为没有显著差异。在高风险情境中，具有安全依恋的个体能在帮助他人的同时给予别人安全感，他们能够克服负面信息的威胁，为他人提供帮助，而对于不安全依恋的个体来说，他们首先需要足够的安全感来保护自己，这降低了他们在高风险情况下帮助他人的意愿；但当实施帮助行为的成本很小时，个体都倾向于帮助他人。Richman等人(2015)发现与安全依恋的个体相比，回避型依恋的个体帮助别人的频率更低，并且认为帮助别人的代价更严重。分享行为作为亲社会行为的另一个领域，在人类社会关系的发展和调节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研究发现安全依恋的程度与儿童参与高代价分享行为呈正相关，儿童依恋在分享行为的早期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Paulus et al., 2015)。安慰是对痛苦情绪的一种反应，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感知到的，而在安慰的情况下出现的负面情绪的程度通常更大。接受他人安慰会提升儿童提供安慰的能力，安全依恋儿童的内部工作模式可以指导他对他人的痛苦做出安慰反应，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时候需要安慰，以及如何有效地提供安慰(Gross et al., 2017)。根据依恋理论，儿童的内部工作模式和情绪调节能力可能是依恋类型影响个体帮助、分享行为的心理机制，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依恋风格对个体亲社会行为具的中介作用，由于目前关于同伴依恋对儿童的帮助、分享、安慰行为影响的研究比较稀少，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安全同伴依恋对于儿童帮助行为影响的特殊性，发展出干预措施来增加不安全同伴依恋个体的帮助、分享、安慰行为。

4. 研究不足与展望

4.1. 同伴依恋研究工具的生态效度问题

绝大多数研究在测量同伴依恋时都使用了IPPA量表，数据完全依赖于自我报告的方法，可能会导致漏报行为，也容易产生报告偏差。例如在研究同伴依恋与攻击欺凌行为时，可能会存在受害者往往不愿意报告欺凌事件的情况，因为他们害怕报复，而施暴者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的行为是欺凌行为。未来的研究应该使用更多样的方法对依恋进行测量，包括通过多个线人收集数据，如同伴、家长和老师报告、访谈或观察的方法。另外，目前大多数的研究都是横断研究，探讨的主要是同伴依恋与社会行为的相关性，但是同伴依恋与社会行为的因果关系无法推断，未来的研究应该多使用纵向研究。例如，在同伴依恋与攻击行为方面，研究发现，与同伴情感联系较差的青少年可能会有被欺凌的风险，但是过往被欺凌的经历也可能会阻碍未来与同龄人的关系。在同伴依恋与亲社会行为方面，大量研究已经证明安全同伴依恋可以促进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反过来，亲社会行为能够影响个体的安全同伴依恋吗？未来研究可以深入探讨亲社会行为对个体安全同伴依恋的反向促进作用。未来需要有更多的纵向研究来揭开因果关系的方向，阐明有助于或缓冲欺凌行为的因素的发展模式，最终目标是实施政策或干预措施来引导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减少儿童问题行为。

4.2. 儿童同伴依恋研究群体的多层次性

性别差异没有进行专门梳理。有研究发现，男孩比女孩有更多的外显性攻击性行为(Smith et al., 2018)，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女孩比男孩患焦虑症的风险更高，若女孩的亲密朋友数量有限，并且经历过负面的友谊或同伴欺凌，那么她们患上社交焦虑的风险就会增加(Pickering et al., 2020)。另外，目前关于间接攻击(关系型攻击和名誉性攻击)性别差异的研究结果也存在着不一致性。例如，Smith等人(2018)研究发现显示间接攻击在几个国家的综合样本中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但Queirós和Vagos (2016)却发现葡萄牙青春期男孩有更多的关系性攻击行为。未来可以继续研究性别在儿童同伴依恋和社会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其次，未来的研究方向应基于更大的年龄跨度，对儿童同伴依恋和社会行为进行研究，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如青少年时期)，没有检验在不同阶段同伴依恋和社会行为之间关系可能发生的变化。因此，未来需要更多的长期纵向设计的研究，包括童年和青少年，以及同伴关系的综合指数，以阐明社会行为如何与特定阶段的同伴依恋相关。最后，综述的证据主要来自从普通人群中抽取的儿童样本，很少有研究包含临床样本。因此，未来的研究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同伴关系在不同儿童群体中的作用。

4.3. 社会行为中问题行为的广义考察

同伴依恋在预防儿童欺凌行为中起着重要作用，且良好的同伴依恋质量能一定程度地缓冲儿童成长过程中不良亲子依恋带来的不良影响，从而减少欺凌行为的发生。目前的大多数研究关注的是传统的欺凌形式，尽管传统欺凌和网络欺凌有相当大的重叠，未来的研究可以更多地考察同伴依恋与通过新的虚拟技术参与欺凌(网络欺凌)之间的联系。另外，同胞欺凌作为一种特殊的同伴欺凌，对欺凌者来说，对其他同伴的安全依恋能否预测更少的同胞欺凌行为，同胞欺凌的减少是否会导致同伴欺凌的减少和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减少，同胞数量是否会影响同胞欺凌行为，未来的研究也需要进一步进行调查。在成瘾行为方面，已有研究发现应对策略、自尊和网络使用类型可以调节同伴依恋与成瘾行为之间的关系，同伴依恋与成瘾行为之间的关系可能被更多因素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对此进一步研究，为成瘾行为干预提供科学的依据。

4.4. 同伴依恋与亲社会行为具体维度之间的关系

McGinley和Evans (2020)研究发现，安全的同伴依恋与亲社会行为的某些具体维度直接相关，但目前单独考察儿童同伴依恋与亲社会行为具体形式之间联系的研究还很少，这可能会极大地限制我们对同伴依恋和亲社会性之间关系的理解。目前尚不清楚同伴依恋是与所有类型的亲社会行为同等相关，还是与某些类型的亲社会行为相关更大。确定同伴依恋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具体联系有助于理论构建，以解释同伴依恋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联系。未来的研究可以更深入地研究同伴依恋与多维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另外，在未来的研究中，明确亲社会行为的具体目标将有助于更仔细地描述父母依恋、同伴依恋和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者也可以通过指导安全型同伴依恋关系的建立来培养儿童的亲社会行为，为亲社会行为的教育干预提供科学依据。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