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宗的享国期间,他们之所以可以推进与高句丽的战争的原因大体上可归于三点。其一,640年以后他们对高昌国以及突厥的征伐一度冷却,因而有了余力准备另一战争。其二,正于642年,荣留王被渊盖苏文杀害了以后,他们的征伐名分会更加巩固了。其三,因新罗迫切的要求,他们在国际关系上的名分会更加坚固了。
唐朝决定推进对高句丽的战争时考虑过三项项目。第一点为唐朝是否能够对辽东地方的地理环境制定预案的与否。第二点为是否制定了面对高句丽守成战略的策略。第三点为他们是否能够解决输送军粮米的问题。对于第一点,唐朝通过事先进行面面俱到的调查不仅避免遭到雨季还建筑了一座架桥而克服了。为解决第二个问题,太宗亲自鼓励了向云梯、冲车等工程武器的制造。关于第三个问题,他们以四川、剑南等受到兵役受害较少的地方为主搾出了船舶以及食粮,然后经海路输送了。为解决上述三个问题,太宗以搜集关联资料为开头开始备战。
收集各种资料最多通过间者来进行,但这种情况下难以查到史料上留下的记录。史料里可查到的资料收集活动仅为侦探活动。唐太宗备战时最重要的资料之一则是作为使臣派到高句丽的职方郎中陈大德所提交的侦探报告书。不仅如此,当时两国使臣的往来次数也不少,他们往来是按已定了的原则可以听到相对国的消息。特别是中国从古代以来一直有迎接国外的使臣并探问该国消息的官职。这一事实意味着中国一直十分重视资料收集活动。唐朝与高句丽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不能仅归咎于两国的关系。与高句丽、百济、新罗的竞争趋势也是原因之一。由此可见,从百济和新罗传至唐朝的有关高句丽的资料也会挺多了。再加上过去参加了高句丽战争的军士所提交的情报或从历史上学到的有关知识也会有用了。
唐太宗的备战过程还需要与官僚们接受以及调整意见。太宗起初提出与高句丽的战争时大部分官僚持了否定的态度。已于隋代经历过高句丽战争的官僚尤其积极反对。为说服他们而开战,太宗将以对自己的意见赞成的官僚为主投入于制定定政策过程。此举导致扩大宰相府的措施。即,支持太宗的官僚以“参知政事”、“参预朝政”为名分可以出席政事堂会议。他们的参政活动集中于贞观17-19年(643-645年)。这两年则是对高句丽战争的论争最激烈的时期。贞观17年,将太子太保萧瑀以及李勣任命为同中书门下,太子太专高士廉为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平章事, 张亮为刑部尚书参预朝政以便促使他们参政。又于贞观18年(644年)将黄门侍郎褚送良任命为参预朝政,贞观19年(645年)将太子太傅刘泊、马周、太子左庶子许敬宗、太子右庶子高季辅和少詹事张行成也拉入到宰相部。承蒙他们的支持太宗义无反顾多数官僚的反对终于决定持续推进高句丽战争。尽管为确定最终政策,他们还得举行的百官会议,但此举只不过是讲虚礼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