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进婴幼儿照护服务专业化、规范化发展，提高保育保教质量和水平”，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体现，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1] 。托育服务作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重要内容，对减轻家庭养育负担，解除家庭后顾之忧，促进家庭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在老龄少子化的大背景下，我国如何构建托育服务体系逐渐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研究重点。然而，综合我国托育服务研究现状可以看出，该领域存在以下问题：第一，该领域研究成果颇多，但仅仅依靠阶段性综述和传统的文字主导型综述难以全面直观呈现该领域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不利于进一步推动托育服务的研究。第二，中国托育服务研究起步较晚，与国外相比存在着议题单一，创新性不足等问题，亟待通过与国际先进水平比较以明确自身特点，吸取合理经验以得到提升和发展。

文献计量方法通过构建综合性知识体系和可视化知识图谱客观呈现某一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弥补传统文献研究的不足 [3] 。目前中国也有少数学者运用科学计量方法对国内托育服务研究展开分析。例如，刘香一、甘少杰(2021)对CNKI数据库中2000~2020年间我国托育服务相关文献进行计量分析提出了公益–普惠、便利–多样的发展导向 [4] 。常进锋、刘畅(2023)对CNKI数据库中我国近30年儿童福利的研究现状及趋势进行可视化分析，提出要从推动托育发展等六个方面展开儿童福利的研究 [5] 。然而以上研究仅从国内托育服务研究进行单方面的分析，视角单一，暂无学者基于文献计量综合国内外托育服务文献进行可视化的比较分析。

据OECD国家公开统计数据显示，韩国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达到了62.7%，已基本构建了高质量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6] 。因此，本文采用文献可视化工具CiteSpace软件，以韩国为比较对象，对2000~2022年间中国的CNKI数据库及韩国的KCI数据库中托育服务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从论文发布的数量趋势，关键词的共现、聚类和突现几个方向绘制知识图谱，以可视化的方式对中韩托育服务研究的热点特征与差异进行比较分析，为我国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的构建提供更多的新视野、新思路。

2. 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文献数据来源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和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时间设置为2000~2022年。国内文献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为检索平台，运用高级检索功能，文献类别选择为“学术期刊”来源类别选择为“CSSCI”使用主题词进行检索，检索词为“托育”、“托育服务”、“托幼服务”共检索到文献207篇，为扩大文献数据基数确保图谱结果的准确性，将文献来源类别扩大到“SCI”“中文核心”和“AMI”共检索到文献235篇，人工筛选剔除相关性较低文献17篇，获得有效文献数据218篇。国外文献以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收录的韩国(KCI)数据库为检索平台，文献类别选择“ARTICLE”构建检索式为TS = (“Childcare”OR“Childcare service”)，共检索到文献3229篇文献，为提高文献相关性确保研究的准确性，将研究方向限定为教育、社会福利、公共政策、公共行政进行精炼并剔除非学术期刊和不相关文献，共得到有效文献1479篇。将以上检索出的文献数据以Refworks格式导出并分别以“download_”形式命名。

2.2. 研究设计

研究使用Citespace (6.2.R2)可视化分析软件，分别对中韩托育服务研究数据进行科学计量。CiteSpace软件是学者陈超美教授创制的文献计量可视化工具，以知识图谱的形式探测学科前沿，选择科研方向，开展知识管理和辅助科学决策，帮助分析大量非数据型信息资源，主要应用于文献可视化领域。关键词是对文章中心主题的高度概括，而通过分析CiteSpace的关键词共现、聚类并结合关键词频次和中心性可以判断领域的研究重点及热点，再通过对关键词的时区和突现可以分析出该领域的研究脉络与前沿，推测未来发展走向 [7] 。

3. 结果与分析

3.1. 中韩托育服务研究文献发表趋势分析

一段时期内某研究领域的发文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研究领域的发展状况 [8] 。为了从整体上把握中韩托育服务研究的发文数量趋势变化及时序规律，本文对2000~2022年间中韩托育服务研究领域内文献数量的时序分布趋势进行整理，并绘制折线图，见图1。

从总体上看，中韩托育服务研究领域内发文量总体上均呈上升趋势。韩国托育服务发展起步较早，托育服务研究较为全面文献数量较多。我国托育服务发展起步较晚，托育服务研究尚在探索阶段，文献数量较少。其中，我国2022年为历年最高，发文74篇，韩国2021年为历年最高发文200篇。可见，近年来关于托育服务的研究主题具有较高的研究热度。究其原因，一方面源于我国生育意愿持续走低，2021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处于极低生育水平，托育服务作为提高生育意愿的主要探索路径激发了学术界对托育服务的研究热情 [9] 。另一方面源于我国政府对托育服务发展的重视，先后出台了引领托育服务发展的政策规划。

从发文数量走势上看，可以将中国托育服务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8~2018年，此阶段发展缓慢，平均发文量为3.18篇，其中17年增幅最大，增加5篇。自2016年正式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仍持续下滑，政策驱动下生育力释放完毕，学界认为应关注婴幼儿照料等问题，逐渐将关注点转移到托育方面 [10] 。中国自2018年之后，有关托育研究的年度发文量明显攀升。第二阶段为2019~2022年，此阶段为快速发展阶段，平均发文量为45.75，相比2008~2018年同比上涨423%，其中22年增幅最大，增加16篇。截止2022年12月31日，2022年发文量为74篇，是过去20年内发文最多。随着二普、三普的放开，托育服务成为热门关注话题。可以预见，随着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完善我国未来托育服务研究的发文数量将持续走高。

韩国托育服务发文总体呈平稳上升趋势，近几年有所波动，但仍维持较高发文量。21世纪，韩国总和生育率在2002年进一步下跌至1.18，引发了社会关于低生育率的恐慌，托育领域开始受到关注 [11] 。韩国于2006年颁布《第一个中长期托育服务总体规划》开始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根据韩国一至三次低生育基本计划可以将韩国托育服务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2006~2010)第一次低生育计划发文量平均为30.2篇；(2011~2015)第二次低生育基本计划期间发文量平均为72.6篇，相较上一阶段增加140%。(2016~2020)第三次低生育计划平均发文量为114篇，相比第二阶段增长57%。由此来看韩国托育服务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特征，在政策引领下不断趋于完善 [12] 。同时，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政策交接期间发文量出现明显下降但随之拔高，说明在政策交界点处由于政策方向调整，领域关注度不断提高，研究侧重点有所改变。

3.2. 中韩托育服务研究热点分析

运行CiteSpace，将先前导出的文献数据分别导入CiteSpace，时区选择(Time Slicing)设置为2000~2022年，时间切片(Year per slice)中国设置为1，韩国设置为2，功能选择(Node Types)设置为关键词(keyword)，以G指数(g-index)作为节点选择标准，网络裁剪方式设置为寻径(Pathfinder)以简化网络图谱，运行软件绘制中韩托育服务研究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最终得到中韩托育服务研究关键词词频及中心性列表(如表1所示)，关键词共现图谱(图2和图3)。其中国内托育服务研究共包含关键词节点192个，连线288条，网络密度为0.0157。韩国托育服务研究包含关键词节点409个，连线362条，网络密度为0.0043。

注：由CiteSpace关键词共现分析整理所得，此处截取频次前15关键词进行分析。

3.2.1. 研究热点：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作为反映论文核心概念的主要词汇，其频次越高，说明在一定时期内该关键词是学者共同关注的重点话题。中介中心性(Betweeness Centrality)则表示关键词节点在图谱中的重要程度以及与其他关键词联系的紧密程度。关键词频次结合中心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主题。为保证热点分析的客观性，克服检索词在关键词共现过程中产生的高频次和高中心度问题，本文将与检索词重合的关键词看作核心热点不展开分析。

从表1中韩托育服务研究高频次关键词排序及图2、图3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可以看出，中韩托育服务研究热点各有侧重。其中，“托育机构”“婴幼儿”“托幼服务”“三孩政策”“儿童照顾”等关键词在我国托育服务研究中频次较高，“幼有所育”“托幼机构”“托育机构”“儿童福利”“三孩政策”等关键词在我国托育服务研究中中心度较高。总的来说，我国托育服务研究在“幼有所育”“三孩政策”等政策引领驱动下主要集中在托育服务的提供 [13] 、托育机构的建设 [14] 、儿童福利的构建等领域 [15] 。

“childcare teacher”“job satisfaction”“job stress”“childcare center”“teacher efficacy”等关键词在韩国托育服务研究中频次较高，“childcare teacher”“job satisfaction”“job stress”“nuri curriculum”“childcare policy”等关键词中心度较高。整体而言，韩国托育服务研究，一方面注重托育服务质量的提高，致力于托育教师素养和托育课程设置的研究 [16] 。另一方面注重托育服务工作效率的管理，将托育服务的供给质量与教师工作满意度及工作压力相联系，探究托育工作效率的提升 [17] [18] 。比较来说，中国正处于托育服务供给体系构建的探索阶段，而韩国则已建立起完备的托育服务体系，不再局限于数量供给的研究，研究涉及各个领域并向纵深发展。

3.2.2. 热点主题：关键词聚类分析

通过CiteSpace的关键词聚类可以了解该领域的热点主题联系，在关键词共现图谱的基础上运行CiteSpace，通过LLR算法提取名词性术语进行关键词聚类并在关键词聚类图谱基础上生成时间线图谱(图4和图5)。其中，中韩托育服务研究主题聚类图谱的网络模块化评价指标聚类模块值(Q值)均在0.3以上，表示聚类结果显著。网络同质性评价指标聚类平均轮廓值(S值)均在0.7以上，表示聚类结果令人信服。综合说明中韩托育服务研究主题聚类图谱合理。

根据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图4)以及对国内经典文献的梳理，我国托育服务研究的热点主题可归纳为供给路径、角色定位、价值取向三个主要部分。

托育服务的供给路径研究。当前，我国托育服务面临供给总量不足、结构失衡、监管缺位等难题。为了深入了解我国托育服务供给瓶颈，指引公共政策精准回应托育服务的政策需求，探索可持续托育服务供给路径，学者主要从不同的视域下围绕“如何构建托育服务供给体系”展开发展路径及影响因素的探讨与分析 [19] [20] 。图谱表现为以聚类#0托育服务、#1托幼服务、#3学前教育为中心，包括“国际比较”“保障机制”“家庭支持”“公益性”等关键词。

托育服务的角色定位研究。儿童早期照顾政策的核心议题是如何实现国家与家庭照顾责任的合理分工。为进一步明晰政府、市场、家庭在儿童照顾中的责任定位，优化托育服务供给模式的平衡发展思路，探索“性别平等”的协调发展路径，学界主要围绕女性“家庭–工作平衡”矛盾以“托育服务供给的责任平衡”为主题展开讨论 [21] [22] 。图谱表现为以聚类#2去家庭化、#4政府责任为中心，包括“女性就业”“去家庭化”“再家庭化”“国家角色”等关键词。

托育服务的价值取向研究。市场化托育服务往往只能解放部分有能力负担市场托育服务费用的家庭，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中低收入家庭享有公共托育服务的机会。为保证公共托育服务的获取公平，完善儿童福利制度应对少子化危机，在政策驱动下托育服务发展开始向“普惠”导向转变。因此，学界对托育服务研究也逐渐以普惠性导向为主，向公益性、福利性过渡 [23] 。图谱表现为以#5儿童福利、#6公共政策、#7社会政策为中心，包括“全面普惠”“普惠托育”“美好生活”“幼有所育”等关键词。

根据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图5)以及对韩国相关文献的梳理，韩国托育服务研究的热点主题可归纳为质量效率、反思调整、托育政策三个主要方面。

以托育服务的质量效率为中心。韩国托育服务起步较早，体系也较为成熟和完善，学界对于托育服务的研究也向纵深化发展，注重托育体系的标准化、规范化设计，主要围绕托育教师、托育课程以及托育机构的建设三个方面展开。在对托育教师的规范方面，研究主要集中于托育教师的资格认定、实践指导、工作满意度着重提高托育教师的积极心理资本及专业意识 [24] [25] 。在对托育课程的标准化方面，研究主要关注托育课程设计的科学化，在对托育课程的改进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也对改进反馈进行探讨，重点关于托育课程的延续性 [26] 。在对托育机构的建设方面，研究着重关注儿童保育员队伍的专业化建设以及人员配置的合理性 [27] 。图谱表现为以#0 job satisfaction、#1 childcare teacher、#2 childcare practice、#3 childcare center为中心，包括“teacher efficiency”、“nuri curriculum”、“daycare center”、“classroom environment”等关键词。

以对托育服务研究的回顾反思为中心。在韩国托育服务体系标准化、规范化的研究进程中，学者也注重对以往研究的总结反思，综述类文章较多，主要集中于对托育教师的教学工作及教学计划相关领域的文献进行回顾分析，仍着力于质量导向为提高托育服务质量开拓新思路 [11] 。图谱表现为以#4research trends为中心，包括关键词“meta-analysis”、“reflective thinking”、“childhood teacher”、“topic modeling”等关键词。

以托育服务的政策驱动为中心。韩国托育服务研究有明显的政策驱动导向，学者大多在相关托育政策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探讨，针对相关政策含义进行补充讨论，主要集中于对财政预算、儿童保育政策、托儿所发展支持政策以及家庭友好政策等方面的反思研究 [28] 。图谱表现为以#5 childcare policy、#6 child care为中心，包括“fertility rate”“care rights”、“care culture”、“family policies”等关键词。

3.3. 中韩托育服务研究演进趋势分析

突现分析(Burst Detection)适用于探测某一时段突现的学术概念或潜在问题，展示不同阶段的前沿研究节点，进而对学科发展的新型趋势和研究转向进行研判。

图6呈现了中国托育服务研究的20个突现关键词及其突现强度、突现时间。根据突现图谱，2008~2011年，幼儿园、学前教育、政策为该领域的热点主题；2012~2018年，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公共服务、托幼机构、政府责任等主题展开；2019~2022年，幼有所育、儿童照顾、婴幼儿、女性就业等成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由此可知，国内托育服务研究的热点轨迹呈现以下特征：一、研究对象由幼儿园转变为托育机构，突出专业性。二、政策鼓励转变为政府责任，突出普惠性。三、关注学前儿童细化为关注“0~3岁”婴幼儿。四、关注女性权益。

图7呈现了韩国托育服务研究的20个突现关键词及其突现强度、突现时间。根据突现图谱可知，2004~2015年，childcare center、childcare service、standard childcare curriculum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2016~2019年，研究热点进一步发展为emotional intelligence、job stress、turnover intention；2019~2022年，research trends、pre-service teacher、social capital成为研究热点。由此可知，韩国托育服务研究热点呈现以下特征：一、研究内容不断细化，从课程构建到托育服务精准化。二、研究倾向反思总结，从关注育儿支持措施到整体托育服务的反思总结。三、研究视角扩大，从单个托育服务扩大到社会整体性思考。

4. 结论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CiteSpace软件，基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以及韩国KCI数据库来源文献，对2000~2022年中韩托育服务研究进行可视化比较分析，探析中韩托育服务研究的热点及研究趋势，为我国托育服务体系的构建提高思路借鉴，得到以下结论：

从发文量的年度统计分布来看，过去22年间，中韩托育服务研究发文量总体上随生育率的逐渐降低而不断增加，研究视域逐渐扩大，可见托育服务体系的构建是完善我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重要内容。且韩国托育服务研究时间与数量都远超中国，韩国托育服务研究整体上对中国具有前瞻性与启示性。

从研究热点上来看，根据关键词共现及聚类分析可知，从相同点来看，中韩托育服务研究均呈现出政策导向，依托政策规划结合现实需求，注重理论视角下政策含义的补充性解读以及实证经验下政策调整建议的提出。从不同点来看，我国托育服务研究侧重从供给模式、体系搭建、价值取向等视角展开分析，尚处于起步建设阶段。韩国托育服务研究则侧重从供给质量、体系完善、规范标准等视角展开探讨，处于完善发展阶段。

从研究趋势上来看，韩国托育服务研究路径呈现：第一，托育服务内容构建；第二，托育服务质量提升研究；第三，托育服务效果反思；第四，整体性思考。中国托育服务研究路径呈现：第一，托育路径研究；第二，托育供给提升；第三，普惠托育研究；第四，托育效果功能。通过对比分析，中韩托育服务发展路径相似性与差异性并存。从相似性来看，中韩托育服务研究前期都聚焦于托育内容构建、政策研究、儿童福利等内容，并逐渐向专业性、普惠性方向转变。从差异性来看，我国托育服务体系研究开始重点关注托育服务的普惠价值取向以及发展托育服务对女性就业的促进影响，而韩国托育服务体系研究则开始对托育服务体系研究进行回顾总结，重点关注托育服务体系的福利功能强调其社会效益。

4.2. 研究展望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韩国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已基本构建，但其22年总和生育率仅为0.78，再创世界最低。可见，托育服务体系的构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部分人群的生育水平，但是无法扭转社会生育回避造成的生育水平整体下降的趋势。综合来看，结婚及生育意愿的低下是社会经济、社会文化观念、福利水平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缓解生育水平的下降趋势必须社会大环境出发，各项生育支持政策协调发力，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从生育鼓励转变为提升生活质量，关注生育人群的生活环境，释放生育潜能 [29] 。无论是国内国外托育政策的实施都相对滞后于低生育问题，政策颁布及相关研究带有明显的功利性，未能从塑造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整体环境出发，不具有连贯性。因此我国托育服务的发展应转变发展思路，由主要以提升生育意愿为目的的功利性转变为以提高人民幸福感为目的的公益性。而且目前从我国现有研究来看，托育服务在生育意愿、政策解读、宏观分析等方面研究较多，缺乏对托育服务建构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从以上分析来看，结合我国托育服务发展现状可适当借鉴韩国托育服务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为我国托育服务的建设进行更多有价值的探索。

首先，从研究内容来看，目前有关托育服务的研究大多数情况下仍处于现实与政策的双重向度压力下托育机构的建设完善议题，学科视角较为单一。反观韩国的研究，托育服务更关注“人”的问题从托育教师、辅助人员再到入托幼儿，围绕托育教师的质量和效率以及幼儿的心理问题等议题展开。因此我国托育服务建设研究应加强对人才供给和课程标准规范等视角的探索，可以多从不同的学科视角比如卫生健康、心理研究以及媒体传播等视角展开讨论。在构建托育服务体系的同时，应注重完善人才支持体系以及标准化托育服务课程体系，加强师资培养、规范准入标准从而扩充高质量托育服务人才队伍，同时注重打造本土化课程研发，着重普惠性的同时满足社会差异化的需要，加强其适用性和可利用性，注重托育服务建设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发展 [30] 。

其次，从研究方法来看，当前国内研究多停留在理论层面的阐释，大多讨论聚焦于对普惠托育服务的“普惠”内涵以及相关概念等内容的探讨，质性研究居多而量化应用研究偏少，这也导致我国托育服务研究大都停留在宏观性的总结研究，缺乏微观性的实证研究。同时受制于学科研究习惯以及我国托育建设现状，托育服务体系研究较少运用统计量化分析方法，由于缺乏实证案例数据，缺少方差分析、因素分析、投射分析等更客观的量化研究分析方法。而从韩国现有的研究情况来看，量化分析研究方法应用较多，针对不同的变量假设进行反复验证能够更加客观的发现影响托育服务建设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因此，我国托育服务研究需要在拓宽研究视域的同时，结合现有托育机构现状量化评估指标，获取客观数据运用多种应用研究的方法展开量化分析，从而进一步丰富托育服务研究的理论体系。

最后，从研究导向来看，尽管中韩托育服务研究都带有明显的政策导向，但当前国内的研究由于低生育现实带有明显的功利性，仅仅期望普惠性托育体系的构建能扭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并不现实。而韩国对托育服务的研究已由功利性导向转为公益性导向，将托育服务体系的构建做儿童福利建设的一环。因此，我国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研究应以普惠公益为导向，作为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重要部分。同时托育服务体系研究要与性别平等构建、优化社会经济环境、适应低生育社会现状同向发力，加强对工作、家庭与托育机构间的良好协调互动关系的探索，激发托育服务对提高生育意愿的内生动力，保证生育友好环境内部诸多生态要素的多向度互动循环，从而搭建起更为完整的生育支持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解决生育动机不足等问题。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