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新闻专业主义研究自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化媒体的兴盛成为一个传播研究的重要领域，其中又尤以潘忠党和陆晔合作的《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一文影响最为深远。而进入21世纪以后，互联网勃兴，自媒体时代到来，以“公民新闻”为核心引发的新闻生产生态突变，又使得“新闻专业主义”研究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
本综述从CNKI (中国知网)数据库中，用篇名和关键词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检索，时间为2015年~2017年，检索范围为新闻传播学核心期刊，从中挑出20篇知名学者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学术论文，分析新媒体环境下我国新闻专业主义研究现状。
本文之所以选择2015~2017年间的“新闻专业主义”研究作为切入口，理由有二：第一，此前已有学者做过对2005~2015年相关研究的综述 [1] ；第二，更重要的是，也恰恰是这三年(2015~2017)中新闻专业主义掀起了又一波热潮，其中有些内容引发了广泛而热烈的争论。
争论无疑有助于推进对这一研究领域的深化，同时也得注意到争论意味着在该领域还存在着巨大的分歧，甚至可以说，其中的某些分歧还表征着研究者的政治立场。而其中最为显豁的缘由则是：“新闻专业主义”正日益演变为一种“中国话语”。
之所以说“中国话语”，是指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的语境中讨论时呈现出两个非常明显的取向：一是从理念到实践的二元话语；一是从左右纷争引发的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与批判。
2. 新闻专业主义实践讨论：自媒体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李良荣在《新闻专业主义的历史使命和当代命运》 [2] (《新闻与写作》，2017.09)一文中认为，新闻专业主义在当代中国新闻实践中适用包括以下三点：第一，向社会公开传递信息的媒体才能谈新闻专业主义，个人之见的信息沟通、小范围信息、观点扩散不适用新闻专业主义；第二，新闻专业主义只适用于专业的新闻机构；第三，新闻专业主义适用于严肃新闻的传递，不能用新闻专业主义要求八卦新闻。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钟大年在他的《颠覆还是重构：关于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专业主义”》 [3] 一文中明确区分了传统新闻(组织性、权威性、客观性、专业性)和自媒体新闻(自主化、碎片化、情绪化)各自的特点。关于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专业主义，钟大年认为，正如传统新闻业曾经经历过从小众到大众，从政商到公共，从无序到有序的专业化、规范化的制度建设之路一样，以自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新闻业，在引领媒体从传播向互播的转变中，自身也必须经历从新闻自发到新闻自觉的成长过程。因此，新媒体时代必定会建构一套适应新媒体新闻的理念、规范和专业操守与技巧，成为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
3. 域外的声音：新闻专业主义的国际检视
新闻专业主义作为一种中国话语，不等于它就完全与西方语境割裂了。相反，西方传播学者在探讨新闻专业主义时，总是会有意无意地将中国看作一个参照物，在2015到2017这三年间也不例外。Oppegaard在Jou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上发表《新闻业的边界：专业主义、实践与参与》 [4] 一文时，除了从理论上探讨专业主义的全新实践外，还不忘对中国境内的声音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回应。Graves, Lucas则强调从全球视角去重新发现和审视专业主义，他在Reinventing Professionalism: Journalism and News in a Global Perspective一文中就认为从全球范围内的信息流通来看，新闻与新闻业正在改写人们对这个行业及职业的认知，而由此也会延伸到专业标准的重塑 [5] 。Harnischmacher, Michael在Journalism after all: Professionalism, content and performance—A comparison between alternative news websites and websites of traditional newspapers in German local media markets一文中，则选择了德国当地媒体市场上的传统报纸网站和另类新闻网站做了比较，认为它们有可能在内容和表现上都呈现出新闻专业主义的区别 [6] ，其中虽然并不将中国作为分析对象，但无疑可以供强调“中国特色”的新闻界和学界作为镜鉴。
4. 新闻专业主义理论探讨：记者专业主义和公民专业主义
在新技术主导的以社交平台和公共参与为重要特征的新传播形态下，呈现的是新闻从业者和社会公众等每一个个体，在新闻信息生产和传递的网络节点上不断的相互介入，相互挤占，相互渗透。当职业记者和公众都在以新闻的形式传递信息时，他们也在一同界定什么是新闻，一同实现对新闻的理解。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陆晔等在《“液态”的新闻业：新传播形态与新闻专业主义再思考》 [7] 一文中提出“液态新闻”的概念。在液态新闻中，记者的身份和角色不再是稳定的，而是在职业记者，公民记者，社会大众之间不断转换。职业记者和公民记者有各自的新闻共同体阐释社群，但是两者不同的新闻生产群组之间相互影响，重构工作目标、时间准则和新闻业的意识形态。
文章指出，如果我们将新闻专业主义不仅视为有关媒介公共性好记者职业角色的期许，也将其视为以自由表达和公共参与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组成部门，那么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及其话语实践，依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话语资源，并且具有新的普遍关照的理论意义。在陆晔教授看来，新媒体时代记者专业主义和公民专业主义是相互存在，相互影响，共同推动新闻业的进步和发展。
5. 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批判
南京大学胡翼青在《新闻专业主义批判：一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8] 一文中提出新闻专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媒体企业经营管理的理念与方式，但是为了掩盖其高度功利性的实际功能，它通常被标榜为新闻业的职业操守和最高信仰。究其历史成因，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美国科学管理思想渗透到社会各行各业息息相关。因此，当代公民新闻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挑战世纪是对传统的新闻管理模式的挑战。人们永远需要专业的新闻，但不一定需要资本主义的新闻企业。
王维佳在《新闻专业主义的前世今生》一文中提出，在中国的新闻实践中，独立和专业的口号越响亮，新闻记者在整体上把握社会问题的能力反而却越降低。不仅如此，在市场逻辑下，排除政治和社会责任意识，新闻业的低俗、造谣、煽情等负面现象大量出现。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新闻产业化过程及其相伴的新闻思想所带来的负面结果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身边的新闻实践当中。如何真正回归我们自己的生活世界来解读和研究新闻业的实际问题才是新闻学界和业界努力的真正方向，而不是一味强调功利主义本质下的新闻专业主义。
6. 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
浙江大学吴飞教授在《反思新闻专业主义》 [9] 一文中提出，未来新闻业的发展重点在于如何更为灵活、精准、开放、透明。新闻工作者应该把获取公众信任置于新闻工作的重要环节，在实践中不断反思和重新检视新闻专业主义。在新闻业承担的内容生产社会责任的关系中，在信息爆炸与众声喧哗中寻找到独立新闻价值才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关键之所在。即使是偏重算法的技术型公司，目前都设了人工编辑岗位，他们对新闻信息传播的识别与把关能力仍然超过人工智能。换言之，无论未来的信息生产与传播的业态如何改变，无论新闻专业主义是否要重构，但一些核心的东西，仍然会存在下去，知识不再仅仅是人的规则，也会成为机器的法则，认为新闻专业主义在新闻业中的地位仍然十分重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吴飞教授同年还发表了另一篇题为《新闻专业主义是媒体精英建构的乌托邦》的文章 [10] ，迅速引起广泛讨论，随即潘忠党与陆晔又以宣言式的姿态，通过《走向公共：新闻专业主义再出发》表明立场。
芮必锋指出，新闻专业主义表达的是现代社会所必须的媒体及其从业者的“专业权力”，它有助于纠正媒体“过分倚赖于行政权力”而出现的种种弊端。同理，郭镇之指出，“新闻专业主义是理想的目标和实践中的表率，它可以促进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和政府、媒介关系的健康发展” [11] 。
但这并非是忽略体制对新闻专业主义实践的结构性制约。一方面，体制设定了专业主义新闻业可能生长的局促空间，如卢跃刚指出的，新闻媒体有“两面性”：“1) 既是社会公器，又是商业机器；2) 既是利益集团的监督者，又是独立的利益集团；3) 既被打压，又享有特权”。另一方面，体制又赋予新闻媒体权力的诱惑，引发胡舒立所抨击的“新闻寻租”。她指出：“中国的多数媒体有官方背景和政府隐性支持，其实具备‘准公权力’性质，倘缺乏自律与他律，则极易发生在市场与权力之间的‘套利’行为”，因此，坚守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和承诺是中国新闻人的“立身之本” [12] 。
7. 小结
如此种种，均可以看出，在新媒体时代，新闻专业主义不仅在实践上面临着全新的挑战，并由此可能过渡到新闻专业主义2.0阶段；而且也面临着由于政治立场、媒体归属、理论导向等差异而产生的冲突与重构。这也正应了当年黄旦在《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中所言，自大众传播勃兴后的任何一个时代，新闻专业主义都会作为一种话语，成为学界与业界不断对话的空间 [13] 。那么，未来这样的冲突与对话依然可以预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