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理性向来是哲学这一学科的核心概念，可以说在哲学史上理性具有为人奠基的重要地位。在苏格拉底批判普罗泰戈拉“人(个人)是万物的尺度”时就显示出了其强调理性的倾向，而柏拉图则直接划分了“可知”与“可感”两个相互间断的世界并认为惟有可知世界才是知识的世界，这些都直接表达了哲学家们对理性的推崇。到了文艺复兴，直至休谟对人的理性能力的彻底怀疑之前，理性取代了宗教而再次获得主导地位。面对休谟的怀疑，康德站在自己时代的数学和自然科学发展成果的基础之上以其“先验论哲学”来进行回应。从这样看来，理性在成长的道路上一直在被声讨，而这种声讨却造就了理性的更加强大——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在由康德肇始的德国观念论中尤为明显。

2. “人为自然立法”的理性设定

众所周知，休谟的怀疑论哲学打断了康德独断论(教条主义)的迷梦，这致使康德完全遭受了时代所给予他的“思想的无政府状态”的困惑。按照康德自己的意思即是休谟无情地摧毁了传统的形而上学，所有旧的形而上学在休谟那里都宣告破产了。对此，在康德看来，休谟的怀疑并不能造成科学的破产，问题在于人们应该要为科学找到新的可靠的基础而已；而对形而上学来说，康德则认为人们都有一种形而上学的倾向 [1]，用彼得·F·斯特劳森的话说，在人的意识结构中至少都具有一种“描述性的形而上学”。基于这样的思考，作为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康德认为形而上学和科学还是有希望的，它们并不处于杂乱无章的知识的无政府状态中，而只是传统的形而上学对理性的误用造成了旧形而上学的破产。在此，笔者认为康德的想法和《康德传》的作者美国波士顿大学哲学教授曼弗雷德·库恩所指出的是一样，即“康德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意在根据‘分析的方法’提出这个体系(康德哲学体系)的草图。它预设科学(如数学与物理学)是既有的事实，并且回溯其第一原理” [2]。而我们众所周知的是，康德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不过是其《纯粹理性批判》的缩写本，书中包含了对《纯粹理性批判》的总览与完善。

在康德看来，传统形而上学对理性的误用在于没有认识到自在之物与现象的二分。康德说：“我们的先天理性知识只涉及现象，至于自在的事物本身，虽然就其自身来说是实在的，却是不能为我们所认识的。我们趋势我们必然要越出经验和一切现象的，是无条件者；理性势必要求，也有理由要求在自在的事物本身中有那么一个无条件者，接在一切有条件的东西后面，借以完成条件的系列。现在我们发现，如果认定我们的经验知识是依照那些作为自在物的对象的，我们就决不能毫无矛盾地设想那个无条件者；相反地，如果认定并不是我们关于事物的，即事物向我们呈现的样子，依照着这些作为自在物本身的事物，却是这些作为现象的对象依照着我们的表象方式，矛盾就没有了” [3]。德康德就是以这样自问自答、自圆其说的方式引出了他扭转传统哲学认识论的“哥白尼革命”的最重要的命题：人为自然立法。

从以上库恩教授的说法以及康德自己的界定中我们可以看出，康德是自问自答的，康德的论证是以他个人的方式来完成的，休谟肯定不会同意其说法，相反休谟会认为康德是在建造一个“普罗克拉斯蒂的铁床” [4]，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他的自圆其说不失为哲学史一次可敬的尝试。而我们看到，康德的尝试是以“纯粹理性”为手段，他能够自圆其说的原因在于他对纯粹理性的信任。是纯粹理性设定了自在之物，也是纯粹理性使“对象符合于观念”成为可能。康德的这种做法使纯粹理性有了其绝对先于经验、高于经验且能够统筹经验的地位。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仅仅是在纯粹理性宰制一切的情况下“对象符合于观念”方成必然。

3. “先天综合判断”的理性可能

在实现了这种认识论上的哥白尼式的倒转之后，整个《纯粹理性批判》要为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奠基的关键在于康德自创的“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按照康德的说法，先天判断是独立于经验和感官印象，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判断；而综合判断则是宾词概念不包含在主词概念之中的判断。综合判断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但它能够通过经验综合而扩充知识。而由先天判断和综合判断组合而成的“先天综合判断”则是独立于经验与感官印象，具有普遍性、必然性同时又能扩充知识的判断。他认为先天综合判断需以先天形式和后天经验为条件，而数学和自然科学可以满足其需要，故先天综合判断是可能的。

按照康德的意思，“7 + 5 = 12”和“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有原因”等数学和自然科学命题均属于康德所说的先天综合判断。也就是说，这两个命题都是绝对必然的命题，而且宾词概念均不包含在主词概念中。而形而上学也是一样的，康德认为形而上学作为人的一种自然倾向即使它们全都失败了，但是这种自然倾向就已经包含有先天综合命题了。“比如说上帝存在、世界是有限的或者无限的、人的灵魂是实体、人的灵魂是单一的等。”但是，很明显康德的论证并不能使得所有人都满意。按照文化哲学的一般看法，人类的文化乃是经由“劳作(work)”创造而成的，我们并不知道“12”真正含义是什么，它仅仅是一种人为的创造。在这种意义上，作为一种创造“7 + 5 = 13”也是可以成立的，而“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有原因”中的“原因”也可以为“神秘”等各种词所替换。康德这种保守的分析显示出了海德格尔所说的，康德由先验想象力到统觉的退缩的状况 [5]。

显然，康德的这种字面式的分析有其自身明显的不完备性。比如他把数学命题看作是先天综合命题就引来很多数学家的不满，他们倾向于认为康德是在创造数学而使数学失去了其客观必然性。康德的这种说法在二十世纪著名分析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那里得到回应，即维特根斯坦认为数学知识也乃是一种发明而非发现。不过，按康德的意思他自己肯定不是在创造数学，数学仍然是一种客观必然的知识。康德正是从对数学等这样的学科的“必然性知识”的论证而试图证明“形而上学”也是客观必然的。但是，按照如上的分析，康德的努力并不使得形而上学成为一种普遍必然的知识。也正是看到了康德的证明无法经受住实证科学的检验，反而是在“7 + 5 = 12”和“一切发生的事情皆有原因”等判断中均显示出了分析哲学式的暗含着某种中心和本体的倾向，海德格尔认为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是在为形而上学奠基但不是为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奠基 [5]。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康德认为“先天综合判断”能够成为可能的原因在于他对纯粹理性的绝对信任——承认纯粹理性的中心地位可克服人的反形而上学倾向——这一维度稍有动摇则这种可能就失去了其稳固根基。

4. “知性范畴”的理性必然

“范畴”被康德理解为知性的纯粹概念。“所谓范畴，就是最有普遍性的概念，普遍到无所不包。凡是范畴都是无所不包的，所有的东西都要用这个加以考察” [1]。由此可见，在康德的认识论中知性范畴有着关键性作用。在康德以前，最早提出“范畴”概念的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其《范畴篇》中提出了“十范畴”。后来亚里士多德觉得不够用，于是又加上了5个范畴。不过康德认为，“这种拼凑只能启发后来的研究者，不能算是一种正规阐发了的思想，不值得赞扬” [6]。言外之意，康德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范畴不叫范畴，它不过是某种和经验混为一谈的东西。那么，康德自己的“知性范畴”是如何可能的呢？康德指出：“这一个范畴体系的实质之所以有别于旧的那种毫无原则的拼凑，它之所以有资格配称为哲学，就在于纯粹理智概念的真正意义和这些概念的使用条件就是由于这一体系才得到恰如其分的规定的” [6]。按康德的意思，“知性范畴”的成立关键就在于纯粹理智概念上。而“理性理念(先验理性理念)同理智概念(纯粹理智概念)在性质上完全不同，把它们分开来是完全必要的” [6]。

如康德所说的，先验理性理念与纯粹理智概念不同，前者对人的知性具有范导作用而后者则是“范畴”能够成其自身的关键。“通过这种分析，他提出了‘十二范畴’，这‘十二范畴’是从形式逻辑的判断分类里引出来的，也就是说，他发现‘十二’范畴的方式，不是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去寻求，去搜集，是偶然的碰巧，碰到什么是什么，列出来了发现不够又去增加。”但是，按照“知性的纯粹概念也就是范畴”的说法，“范畴”与“纯粹理智概念”就成了同义替换，这样的论证保障人们不导致循环论证的原因仅在于“先验理性理念对于知性具有范导作用”上。如此一来，其中的根本乃在于“先验理性理念”上。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康德的这些“被公认是(从)正确的形式逻辑里引的范畴”完全是以先验理性理念作为保障的。同样地，“先验理性理念”设定也是使“理性本身在纯粹的形式下(何以可)能建立知识”的原因。

基于以上分析，“知性范畴”成为可能的关键也正在于“先验理性理念”的设定，而这一设定在上述“‘先天综合判断’的理性可能”中已被论证为对纯粹理性的绝对信任。也就是说，“知性范畴”成为可能的原因也正是在于对纯粹理性的信任。

5. “先验统觉”的理性能力

在康德的认识论中，认识的发生不仅要有感性材料和知性范畴，而且知性范畴还要进行演绎。亦即“知性无直观是空的，直观无概念是盲的”，只有理智概念与感性直观的相互作用才能使知识成为可能。用康德自己的话说，“如果我由于感官在其直观中包含杂多性，就把一种概观赋予感官，那就任何时候都有某种综合与这个概观相应，而接受性就只有与自发性相联结才能使认识成为可能。”而康德所谓的综观则指的是一种综合统一的能力。这种能力怎么来的呢？当然也是人的知性所具有的。即“知性作为一种先验的自发的能动性，能够对这些材料进行综合，最高的综合就是人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的这种先验的能动的综合能力，先验自我的这样一种能动作用，康德把它称之为自我意识的本源的统觉的综合统一。”

在分析了统觉具有综合统一的能力以后，康德进一步指出这种能力的具体表现，即：“这种自发性就是在一切知识中必然出现的某种三重综合的基础，这就是：作为在直观中内在的各种变状的诸表象的领会的综合，这些表象在想象中的再生的综合，以及它们在概念中的认定的综合” [7]。康德由此表明了人的认识有这三种主观的来源，“这三个来源本身就是使知性、并通过知性而使作为知性的一个经验性的产物的所有经验成为可能。”由此可见，康德把这种综合统一的能力分为：① 直观中领会的综合；② 想象中的再生的综合；③ 概念中认定的综合。

在关于“直观中领会的综合”的论述中，康德把一切表象的原因都看成是“作为内心的变状而属于内感官的，”因此这一切都要遵循“时间”这一内感官的形式条件。也就是说，我们要把时间均等化切割而实现事物在时间中的绝对的统一，而且通过每一具体事物加之它所占有的内感官形式，这样人们的表象就能够成为一种具体的可认识的综合。康德指出，“这种领会的综合必须是先天地、亦即在那些并非经验性的表象方面加以实行。”换句话说，在康德看来“我们必须是有一种纯粹的把握性综合的，”只有这样知识才能成为可能。

在关于“想象中的再生的综合”的论述中，康德再一次回应了休谟以“心理联想”替代“因果联系”的问题。康德认为，即使有现象的相伴出现或相继出现，但这种出现也都是按照其一定的规则的，也就是说“一定有某种本身是诸现象的必然综合统一的先天根据、因而使得诸现象的这种再生成为可能的东西。”如此一来，康德就把时间表象和空间表象结合起来了。“领会的综合是与再生的综合不可分割地联结着的。”前者构成了一切知识之所以可能的先验根据，后者则可称为想象力的先验能力。

有了确定的直观中领会的综合和想象中的再生的综合之后，知识仍然还不具备其具体的形态，而这两者的结合在康德看来即是“概念的认定的综合”。也就是说，概念的认知性综合实现了前两个本不能分开的综合的具体形态。概念在此的综合统一的能力就在于，一方面是要把属于表象的东西与具体的对象区分开，而另一方面是从这种区分中去对“直观的综合”和“想象的综合”进行再综合。当然，概念在这里是可以有一定的瑕疵的。康德指出，“一切知识都要求有一个概念，不论这个概念可能会如何不完满、如何模糊：但这个概念按其形式任何时候都是某种共相的东西，它被用作规则。”换句话说，康德认为作为直观和想象的综合统一的能力必是一种必然，而作为这两者的综合统一的概念也是一种必然。不过，由于个人认知能力的差异，所以这种概念表现在每个人的身上它是不一样的。康德正是以这种方式回应了各种不完善的人类知识。

康德的以上分析推理有其逻辑性，但是不难看出在这种分析中康德已经明确承认而且完全信任了人所不可知的东西，如“自在之物”和“我自体”等。而且，我们也完全可以认为，康德这么做不过就是为其信任理性并为纯粹理性(先验理性理念)留有余地而已。换句话说，康德对其假设并没有做过多的怀疑，他更喜欢进行一些抽象的思考，更倾向于问“xxx如何可能？”这样的问题。用前文曼弗雷德·库恩教授的话说，康德是预设现实而用可能来证明现实。他所进行的抽象往往都是他自己的设定(比如自在之物和现象的二分等)，或者仅仅是经过一些经验判断的证明。分析哲学家奎因曾指出，“现代经验论大部分是受两个教条制约的。其一是在分析的、或以意义为根据而不依赖于事实的真理与综合的、或以事实为根据的真理之间有根本的区别。另一个教条是还原论：相信每一个有意义的陈述都等值于某种直接经验的名词为基础的逻辑构造” [8]。

按照奎因的说法，在我们的推理分析中并不存在纯粹的分析，所有的分析与判断中都必然包含着某种综合。也就是说，在康德的分析中明显出现了他无法证明的东西而他还是进行了自己的设定。这种设定是否应该受到怀疑呢？假如不对此进行怀疑，那么它就变成了一项霸权。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凡是不可说的东西，必须对之沉默” [9]。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也就可以说，康德所谓“先验统觉”所具备的综合统一的能力的构想乃是出于对纯粹理性的信任而成立的。康德是以一种“可能”的话语来回答作为“现实”的事实，原因正是在于他认为自己抓住了“纯粹理性”这个无可怀疑的大前提。但是，显然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康德的认识论并没有经受住牛顿时期之后的时空观和自然科学的进一步考验。反而我们用托马斯·S·库恩的“科学范式”和保罗·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等多元的视眼的方式去看待世界才是更能满足我们的矛盾律的。

6. 总结

康德在哲学史上哥白尼式的认识论转换有其突出的贡献之处。首先，如施太格缪勒指出的，康德哲学是“认识论和形而上学历史上的转折点”，他以自己的方式清算了以往唯理论的独断论并回应了休谟的怀疑，这在哲学史上是有其贡献的。其次，如贺麟先生指出的：“人们常说康德哲学是‘现代哲学的源泉’”他对理性的批判与考察为传统理性哲学走向现代后哲学文化时代开辟了道路。再次，在其时代背景之下，康德哲学的总目标在于对启蒙运动进行反思和总结，在这一点上康德的思考理路更是值得人们崇敬的。不过，在康德的认识论中仍有其局限性。比如，康德的数学观和自然科学观已被“非欧几何”和实证科学等所证伪。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康德哲学中的认识论之所以成立原因乃在于对纯粹理性的信任，乃是出于一种理性主义，出于先验理性理念必然高于经验并且能够成为经验的基础。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康德的认识论是一种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如同海德格尔所注意到的，《纯粹理性批判》是康德为形而上学的一次奠基性活动，而不是像胡塞尔所认为的《纯粹理性批判》是一次关于自然科学的探索。

参考文献